如果草木鸟兽之理在特定情形下成为诚意所要求的事，并且工夫过程也为诚意所统领，那格之又有何妨。

在诠释四端之心时，他指出： 孟子此言四端，则又在发处观心、由情以知性、由端以知本之说。可见，船山尽心工夫包括静存（存养）、动察（省察）之圣修与格物致知之圣学。

因此说尽天下人不识得心，尽天下人也不会得思（《读四书大全说》，第1094页）。综上而言，所谓以心尽性便是强调心之才一尽于思，而心思之所得即为也仅为仁义，即心而无不得矣，思之所不至而犹理未思焉耳，所以说尽其心知其性。尽天地只是个诚，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。摘    要：船山从顺而言之的角度，提出仁义为本而生乎思即心由性发的观点，明确性为体，心为用，强调心官之思。有学者据此认为《大全说》是船山早期作品，但从本书对尽心工夫的论述来看，其对心思、思诚的阐释，是其工夫论中独创之见，而且这一观点在《笺解》《训义》《正蒙注》等后期著作中得以延续和丰富，可见，代表其思想独创性的东西自始至终未变，且更加明晰。

己百己千而弗措，要以肖天之行，尽人之才，流动充满于万殊，达于变化而不息，非但存真去伪、戒欺求慊之足以当之也。（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·孟子序说》） 11 关于朱子尽心工夫论，吴震指出朱子‘尽心工夫的实际意义便已失落，只有格物工夫才具有真正的实践意义，于是在心上却无法直接着手（见吴震:《心是做工夫处——关于朱子心论的几个问题》，《朱子思想再读》，第159-160页）。一般人觉得考中进士就是最光宗耀祖的事了。

举个例子，你请我去讲天体物理、讲量子力学，我讲得了吗？讲不了。比如说研究一个明代的学者，如果你只读这个学者自己的著作，不对当时整个思想界乃至社会的情况有充分的了解，那么，你对这个学者也很难有一个准确的定位。那样的话，这些学科的学者们坐在一起，大家可能会有一些较好的交流和讨论。几年博士在读下来，一个真正用心读书的学生跟一个混日子的学生之间，会有很大的差别，而这往往就是取决于各自阅读的差距。

现在，我们还不能摆脱跟着西方走这个大的步调。用黄宗羲的话来讲，就是不能从人脚跟转，或者通俗地说，依样画葫芦。

北大的海外交流更频繁、更丰富。但是，你用的好坏，是不是取决于对他们思想了解的深入和全面呢？如果它对于你来讲只是一个符号，那说到最后，你还是用你自己的想法来解决问题，你用不上他们的，因为你其实并不了解他们的思想。所以，我奶奶小的时候，同时接受了两种教育：一种是传统的私塾教育。这个我没有考证过啊，可能是最早的。

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现在很多人提倡跨学科或者说多学科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要警惕一种情况，就是每一门学科都不够精专。特别是我们的人文学科。这种所谓的传统文化热、国学热，表现在各个方面。他的父母、弟弟和家人，都留在了上海。

当时流行的教育是老师来家里教书。比如说像蔡仁厚先生， 1930年生人，已经过世了，当时是第一次见面。

因此，如何能够在自身学科的基础之上，同时了解别的学科的东西，然后形成良性的互动和交流，拓宽自己的视野和知识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社科院的图书系统是非常好的，尤其是海外的学术期刊收藏，比北大、清华都好。

这种智慧始终是有价值的。照你的讲法，学者的影响力永远赶不上那些歌星、说相声的。那里每年会在全世界邀请大概四十名左右的学者，有senior的，也有junior的，涵盖几乎所有学科。反过来说，在现代大学里面，你说宋明理学家追求的那些理想，是不是只能变为知识？不能够把它当作一种精神价值？现代大学里是不是只能传授知识，不能传道？我想也不是。首先，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摆脱西方呢？拿中国哲学这个学科来说，大陆有些中国哲学的同行很反感西方哲学，总是说不要西方哲学，要讲自己的什么东西。而且你说，难道非要跑到深山老林里边弄个什么书院才能传道吗？不能在大学里面吗？恰恰相反，孟子讲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，如今大部分的英才都在大学里面。

对中国哲学家来说，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存在和人格。我在那里半年时间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亚洲部的阅览室看线装书，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。

当然，这个学术传统并没有中断，但新中国建立后，散播到海外包括港台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华人世界当中去了。沈裕挺: 嗯老师，所以也想问问您，您在博士毕业之后治学方向、治学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变化呢？比方说一些像您说的，要进行知识结构上的更新，那您有哪些知识门类上的更新和进展的？ 彭国翔：你是说我个人吗？（沈裕挺：是的，个人。

中国古典文学里看的比较多是古典小说，那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，像什么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，还有什么《三言二拍》之类的，都是在中学时候看的。为什么，因为没有《红楼梦》这个东西，只有你的《红楼梦》、我的《红楼梦》，完全不搭旮了，那就失去沟通的基础了。

我记得小时候，她经常讲一些古代小说里的故事，像包拯啊、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。如果说你觉得这个文本没有什么意思，都不过是你的注脚，那么，就会出现一种情况：无论你学什么东西、读什么东西，都不过是给当下的你自己做注脚。这其实都是没有道理的。念哲学的觉得学历史的一天到晚光看材料，没什么思想。

这样的话，阅读中国哲学的文本时，首先就要了解这个文本核心的问题意识是什么。这就是学术敏感度的一个例子。

对于各种学说、理论，道理是一样的，彼此之间肯定存在着高低、深浅、大小之分。否则的话，打个比方，如果说我讲个什么东西获得大众喝彩，底下一片人拍手鼓掌，但是他们其实并不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

但如果你不能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阅读现在不怎么感兴趣的、不怎么喜欢的著作，那你将来的阅读经验就会非常狭窄。还有像中国哲学研究方面的书，比如像陈来先生的《有无之境——王阳明哲学的精神》，杨国荣先生的《王学通论——从王阳明到熊十力》，都是我认真看的。

开显的同时一定是遮蔽。什么意思呢？A、B、C、D不同的诠释都有道理，各自都放那儿，但不同的诠释之间，是有高低、好坏之分的。他就给我写了一个条子。刘先生小的时候，还是十五六岁吧，从上海到台湾，孤身一个人，是他父亲让他出去的。

但可能存在另外的问题。在我看来，那个时候的学术思想就是中西两头都通的。

另一方面，如果没有博士学位，可不可以通过自己的修习来获得专业资质呢？当然是可以的。）但我好像理科方面的细胞比较少一些。

中国传统里边这方面是有很多智慧可以给我们提供帮助的。他们认为对西方哲学的消化和吸收会对中国哲学造成污染。